何時

歷經幾個月的復健，我老爹這幾日終於開刀，而我也混到了這把開始需要陪家人出入醫院的年紀。

醫院大抵是昏沈的，也許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於那些繁瑣細節，以及得耐住性子等的漫長時光。大約是病院，多數的人們也就那樣灰撲撲鬆垮樣，拖拉著腳步與衣著便來了；但從設施或是護理人員與團隊的精神，他們極力營造愉悅明亮的氣氛，兩相對照，就更使人昏沈憊懶無言以對。面對護理人員甜膩有禮的問話，長輩過多不必要的資訊提供與絮叨，晚輩總被這些不合時宜的回答弄得臉紅熱燥，於是回答總是不耐，臉上的表情多是茫然的困頓。

病院裡的生活是困頓的。健保床位通常狹促，就算自費多一些的兩人病房也並不顯得舒適。一張病床，一具金屬矮櫃，一頂陪伴床搭著一張木椅，也就佔去多數空間。共用一個大櫥櫃靠牆站著，看來像是學生宿舍裡陳舊淘汰下來的，有些歷史，有些不知名的髒污。裡頭窩著洗過的被單床罩，或是一床暖被，蜷著，像老狗。陪伴的家屬領到一張陪伴症，唯有此證能讓家屬在晚間九點半過後，進出像是發光鳥籠的病院。

困頓是，天性害羞的我與我爹，不願加入電梯旁那群病患與家屬（他們時時無事做只睜眼瞪電視），於是父子倆也就那樣捱著病床，講古與聆聽，形成了形式最粗糙簡陋的講說書場。這些年下來，我爹總逮住這些獨處的時刻，像是亟欲以書寫抵抗遺忘的年老史官，孜孜不倦地告訴我一些他早年的事，若干片段他都說過了，但偶爾還能補充美好的細節。而我若是聽得厭倦，我選擇一邊讀書，一邊挑些他可能感興趣的片段，反芻般朗讀給他。例如我這幾天在陪伴中讀完卜洛克的《八百萬種死法》，一邊讀蘭姆與曼寧的書信集，一邊亦重讀《歷史大口吃》。我選擇用這些大的歷史切面，與他微小的個人史相互抗衡。

住院的前兩日，隔壁床一雙母子總是好笑神，大抵是苦難已經過去，這次是回來取出一年前埋下的骨釘。於是進進出出，時刻眼神遇上了，便禮貌大聲招呼。拉著簾子隔開的空間，偶爾拋過來一句問話，我們也回上幾句；偶爾我們天南地北，他們也能搭得東西。術後第二天他們出院，喜孜孜獻上祝福，希望老爹早日康復。轉身才離開病房，清潔阿桑立馬換上新床罩；過會兒來了一家子，壞脾氣的父親，折騰著所有人。他的妻、他的兒、他的媳婦、護理人員甚至到巡診醫師，都被他罵得狗血淋頭。負面的情緒與言語馬上讓窗外的日光都黯淡下來。我與父親，或是母親與父親，把自己壓縮得那樣小，出入皆靜悄；不是沒有脾氣，而是看見那些照護的人眼神深處的疲憊，或是轉身離去後深深嘆息的背影，便不好意思責怪了，憤怒也變得不這麼理所當然。「反正我們明日就要出院了。」我與父親交換眼神。「忍忍吧。」

忍忍吧，我們說。這是我們父子的暗語。面對一切不公不義，我們總是，忍忍吧。

精神科醫師來過隔壁床，問著那壞脾氣的老人，與他淡漠的妻。於是他們那麼不堪的一生就那樣攤展開來了。包括近親結婚，一對生了又夭折去的無緣的孩子，或是早年積蓄都被換帖兄弟騙走。於是他們領養了個孩子，那孩子卻不知親生父母是誰。而如今養子看著他的養父逐漸被疾病帶去的心智，與我對上雙眼時，他抱歉地說：「不好意思。我爸爸這脾氣就這樣壞。」他嘆口氣。然後精神科醫師問老人：「來，阿伯記得三個詞組：眼鏡；快樂；紅色。」十分鐘後，他丟出一連串詞組要老人指認，而老人卻怎樣都不記得了；任那些詞組像深海魚類這樣溜滑過他的身旁，而他在水底吐出的氣泡，那樣絕望，啵一聲什麼都破滅了。他一再在病房裡大聲呼喊，重複的故事都是好久遠以前，一再說，把那些痛苦悲傷的片段放得如此之大，填滿他鐘面上的分秒縫隙。我被那些大聲嚷嚷的詛咒、憎恨的言語搞得煩躁不堪，但真正令我快要崩潰的是，他們一家子承受他脾氣，不回嘴，巨大的沈默。

早上與我爹娘離開病房時，日光普照，有些風，有些暖意。新聞說接下來幾日，冷鋒即將襲台，民眾搶購羽絨衣禦寒。我離開醫院的腳步格外輕快。也許祇是迫不及待要離開，離開籠罩那家人、不知何時才會散去消逝的冷鋒。

走過護理站，我推著輪椅上的父親，向幾個護士雙手合十簡單致謝。而我不停思索著，昨夜我躺在陪伴床上，在那樣侷促的空間與壓力裡，何時竟安然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