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3日 星期三
我讀高見廣春《Battle Royale大逃殺》
生存的絕境或所能昭示的意義在哪裡?《蒼蠅王》裡我們看見孩子相互殘殺,而《大逃殺》裡重新演繹了這樣的類型;祇是《大逃殺》加上了一層政府監視者的密封,使得生存遊戲不只是簡單去檢視人性的善惡,而還有奇觀場的指涉:當日常生活裡相處的人被分配一種武器,對自己的生命有了威脅,自己已經不全然是旁觀者的模樣,而是真正介入這個表演之中,而國家機器的監視才是真正的觀眾。所有的人都被套上可以遙控的項圈,藉以全面掌控生死或活動方向。島的基本概念也因此變成了Foucault所描繪的圓形監獄:當監視者立於中央,被監視者環繞於四周,因此監視者可以得到最有利的監視位置與最好的監視效果。
書封上將《大逃殺》與《所多瑪120天》相比,然而這兩部作品有其迥異之處。與《所多瑪120天》不同的是,《大逃殺》裡的孩子們必須藉由相互殘殺以理解自己潛藏的人性而進入成人世界,《所多瑪120天》則是藉由身體的卑賤與性暴力來訓練孩子。《所多瑪120天》的訓練之城只是法西斯者的另類烏托邦,而《大逃殺》裡的優勝者則必須回到尋常百姓裡繼續過活。因之,《所多瑪120天》的寫意大過寫實,也少了《大逃殺》的現實根基。
《大逃殺》並非祇是一連串沒有意義的殺戮。作者很微妙地藉由「離題」的技巧,將幾乎每個角色處於獵殺遊戲當下的心境都描繪得一清二楚,甚至比較吃重的幾個角色都有家庭背景的簡介。所有的兇殘與暴力都有其基礎,也有心理層面的支持。因此,《大逃殺》承載了些許寓言的性質:那不僅僅是城岩中學三年B班必須面對的試煉遊戲,也是一般人所必須去面對的,操作人世運轉的真相。
在這樣濃稠的暴力與高度懷疑的緊張中,作者並不只是單純地以下猛藥為樂,反倒是偶爾可以看見作者俏皮的幽默與喜感,以及浪漫美好的景致。很難想像這是作者的唯一一本小說,因為作者掌控故事進行的方式真的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絕。或鬆或散,收放之間都可見作者功力。
小說裡面最經典的一幕,約莫是女子六人於燈塔內起了猜疑而相互擊殺。所有的和平都祇是假象,一旦有了導火線,所有的邪惡都如同病毒,潛藏而將蓄勢待發。結尾男女主角離開,到底有沒有去到合眾國也已經不再重要。他們離開的身份是倖存者,也將記得彼此的扶持。在這場遊戲,他們到底沒有服輸,雖然也沒有獲勝。但他們目睹過最黑暗的殘殺,也見證了許多殘殺空隙的良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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